2011年8月24日 星期三

【十年政綱】目錄

上午2:57

2011年8月22日 星期一

【十年政綱】總綱---對下一代的承諾

上午3:06


對下一代的承諾
台灣經歷過「全球化」與「民主化」的洗禮,擁有傲人的經濟實力與民主成就;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局勢與內在環境的變化迅速而劇烈,考驗著台灣的應變能力、與自我調整的決心。舊思維已經無法因應新挑戰,我們必須以新的態度和方法,針對未來趨勢與難題,提出根本的對應策略,引領國家向前。

一個劇烈變動的未來
台灣所面對的,是一個劇烈變動的未來。
首先是全球化下的激烈競爭和分配不均的難題。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使得世界各國在資金、技術、人才、市場、資源的競爭與搶奪日趨激烈。由於貨品、資金、人才的流動日益頻繁,復以開發中國家加入競爭行列,在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效應下,原本在自由貿易市場中不斷擴張的國家,必須面對經濟成長停滯、工資降低與貧富差距擴大的課題,這將持續成為許多國家在政府治理上的嚴峻挑戰。

其次是知識成為首要生產要素。經歷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漸次發展,全球化時代下,光是倚賴大量的資金、廉價的土地與資源,已不足以推動經濟的成長。以知識為基礎,並在既有的知識、技術與資訊上進行創新、擴散與應用,進而產生利潤與價值的知識密集產業,將是未來各國經濟成長的主要策略和動力。

還有人口結構的變化。世界人口預計在2050年突破90億大關,且開發中國家人口成長的速度,遠超過先進國家,加上移民與人口跨國流動,未來世界的面貌必將改變。而在先進國家中,少子女化趨勢與人口老化問題,將使下一代的撫養比提高、家計負擔變重,並且醫療與社會福利支出、經濟活動與生活型態、及政府財政的結構等,都將產生重大的變化。

此外,極端氣候的威脅及環保、節能、減碳的需求,是另一個全球共同面臨的課題。世界各國已逐漸體認到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的威脅;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以因應氣候變遷,已是越來越多國家追求的目標。各種再生能源的研究、節能減碳科技的發展,也成為各國發展的重點項目。先進國家不再單純追求GDP的成長,更力求與環境間的調適,在福島核災之後,這更成為一個確定的趨勢。

最後是國際秩序正在重組。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已逐漸從世界工廠蛻變為世界市場之一,更預計在十二五計劃期間,實現人民所得倍增。當美歐日等傳統經濟體都面臨各自的經濟成長瓶頸時,世界各國更無法輕忽中國經濟的轉型,也都審慎制訂因應策略。另一方面,中國也在國族主義的鼓舞下逐步擴張軍力,世界的強權結構正在改變當中。一個經濟快速發展但並未伴隨著民主改革的中國,是否能夠真正「和平崛起」,始終是世界各國關切的焦點,也牽動未來國際局勢的變化。

這些國際趨勢變化說明著一件事:台灣過去賴以發展的基礎與環境,已有重大改變,並持續加深對台灣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誠實地自我檢視,既有的價值、策略與發展模式,是否還能夠引領我們因應未來?


2011年8月21日 星期日

【十年政綱】一、國家安全戰略

下午11:09


國家安全戰略


壹、趨勢與挑戰
在未來一至二個世代,全球化趨勢將持續發展。在這個大趨勢下,世界將並存著以傳統國家為界的有形世界,以及由資訊、資本、貿易、技術、服務、人口流動等連通而成,以超大型城市為節點連結起來之網絡社會這樣的無形世界。這將更加強化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連結,使各國的相互依賴加深。全球化也衍生更多、更複雜的跨國問題,如貧富差距、氣候變遷、能源短缺、經濟危機、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對傳統的國家形式、政府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與考驗。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世界經濟快速增長之軸心及經濟力量流動的變化,推動了新興大國的崛起,衝擊著既有地緣政治與世界戰略格局。中國、印度、俄羅斯即其中最受矚目者。在這新的變化趨勢中,美國儘管仍是世界唯一的超強,但其單極的主宰地位已受到削弱,一個不均衡多極的國際體系正在形成。其中,新興大國及傳統大國爭取各作為一極,尋求與美國共同決定世界秩序。從歷史經驗來看,新興強權興起,如何與既有強權形成新的、更複雜的國際體系,尚未明朗。崛起的中國將是關鍵因素之一。

在東亞,美日安保體制一直是東亞安全的重要基石之一,但中國的崛起也衝擊這體制,從而影響新的區域安全秩序。這些戰略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是台灣維持繁榮發展、民主自由、生存安全等國家安全目標必須面對的客觀形勢。由於歷史因素,兩岸長期對峙,即使近三十年來交流幅度愈來愈大,但對峙之局依舊,只是由顯趨隱。關鍵是主權爭議,而雙方在價值、觀念、制度方面更是存在著相當的差異。三十年的交流使當前兩岸形勢詭異,經濟往來之密切,前所未有,但價值、觀念、制度卻未趨同,有些差異甚且加大。

更有甚者,中國歷經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固然已崛起成為全球性的力量,但一些跡象顯示,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正面臨一個前景不很確定的發展階段。政治改革遙遙無期、經濟發展更加國家資本主義化、社會分化與社會矛盾加劇、毛澤東主義的殘遺幽靈徘徊在中國上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崛起的中國將會在新的國際體系中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發揮其作為建設性全球力量的角色,還是在帶有擴張意味之國族主義的鼓舞下,實現其「偉大民族復興」式的「中國崛起」。中國的選擇,關係著世局的發展,關係著區域的和平與繁榮,當然也關係著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發展。

然而,自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無視中國社會全局發展的複雜面向,輕忽台灣在全球化世界中與其它國家互動的主體性,矮化台灣的主權,單維思考地視中國為台灣安全與發展的唯一倚靠、唯一路徑。這使台灣之國家安全與發展的主體性,日益邊緣化,成為中國充滿不確定性之發展的「依變數」。長此下去,將使台灣在未來全球化趨勢下的世局發展中,只能是個「亞細亞的孤兒」。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台灣就是當時之全球化趨勢的參與者,歷史發展經驗顯示,台灣的生存、繁榮、發展繫於我們能否充分認識身處的歷史大環境與舞台,參與它、善用它。目前,我們身處在持續發展的全球化趨勢中,面對崛起的中國,以及正在重組的國際體系。而其中最具關鍵、也最具變數的中國,對台灣既是可能的發展機遇,但卻又有著對我主權問題的不友善,且其本身更因崛起而處在一個意圖、前景都不夠透明的不確定發展階段。這種種,構成台灣當前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大挑戰與考驗。

台灣做為全球社群的一份子,面對全球化發展,以及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機遇、挑戰與問題,必須秉持「共同責任、共同義務」的心情,直視這些大環境的變化,以新的戰略思維面對這些變化,迎接挑戰,維護台灣的生存安全、價值尊嚴與繁榮發展,善盡全球社群成員共同維護和平發展的義務。作為在這塊土地滋育成長的民主進步黨,對此更是責無旁貸。

【十年政綱】二、兩岸經貿

上午2:25


兩岸經貿


壹、趨勢與挑戰   
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貿易是經濟根基;向四海拓展,與八方接利的海洋本色,是台灣生命力之所在。台灣人民積極奮進,半世紀的努力,成就了台灣的經貿版圖、創造了全球矚目的經濟實力。

兩岸經貿,是台灣全球布局的一環,是國際貿易的子集而非唯一;與世界建立多元、平衡、持久與對等的經貿關係,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也是維護台海安全的基石。因此,台灣要發展兩岸經貿,更要拓展與其他貿易夥伴的經貿連結。因為建立多邊架構,才是一個海洋國家的策略。

中國在上個世紀末開啟改革開放之門,憑藉豐沛且低廉的勞動力,吸引鉅額外人投資,一變而成「世界工廠」。台灣在90年代初期開放國人對中國投資,台灣的資金、人才與技術大量流進中國,帶動對岸的經濟成長,卻未提升本土的經濟福利:台灣的經濟成長趨緩、實質薪資所得停滯、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

台灣對中國的投資軌跡,一向是下游的勞力密集產業先行西移,然後中上游隨之跟進。我們一貫強調的對策是:只要維持上游的技術領先,只要研發中心和營運總部留在台灣,就不怕產業西移,經濟就有繼續發展的希望。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過去的中國能夠利用廉價勞工接收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成就「中國崛起」的奇蹟;現在的中國就能以產業升級、向上垂直整合的手段架空原本供應中國關鍵性零組件的台灣上游產業。上游產業一旦被併購、外移或被中國自製的替代品所取代,屆時單憑「研發中心」和「營運總部」絕對無法挽回經濟倒退的趨勢。

所以,兩岸經貿往來,利弊權衡不能草率。台灣要有新思維,新視野。只有強化自身體質,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才有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立足與發揮影響力的本錢。如果只想倚賴無常的善意,把自家禍福繫在他人的喜怒當中,勢必失去開拓新天地的動能與承擔挑戰的勇氣,更失去寶貴的經貿自主性。因此,發展兩岸經貿必須以促進台灣之國際貿易與產業經濟為前提。畢竟,向四海拓展,與八方接利是台灣人民的海洋本色,也是台灣禍福之所在。

2011年8月20日 星期六

【十年政綱】三、就業、產業、勞工

上午2:27


就業、產業、勞工



壹、趨勢與挑戰

台灣經濟發展除了仰賴國人努力,與國際環境亦緊密相關。早期台灣依靠先進國家開放市場,快速發展勞力密集產業,使得出口、就業和工資都快速增加;但其後國內外環境劇烈變化,中國及其他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競爭,取代四小龍的出口地位,造成大量對外投資和產業外流,出口成長和經濟成長率下降,工資長期停滯,失業率上升,所得分配也因此惡化。未來十年,各種國內外的情勢將急速轉變,台灣必須有新的思想和策略來因應,才能面對新的挑戰。

台灣經濟在未來面對的重大考驗,首先是投入國際競爭的國家與人口持續上升,復以美國以市場支撐全球快速經濟成長的能力下降,而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已累積相當的技術和產業實力,這使得我國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已由互補轉為競爭。台灣若只想持續扮演全球生產鏈上的代工角色,將更容易被外國取代,而難有持續穩定的發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趨勢下,國家政策如何來支持產業和技術發展及充足的就業機會,維持國際競爭優勢,將是國家發展的關鍵。

除了競爭模式的改變之外,另一重要的趨勢是全球資源的限制。能源缺乏已廣受注意,管制溫室氣體排放以抑制暖化也成國際議題;水、糧食、稀有礦物等資源不足的問題,也都因為全球人口和所得的成長,而可能演變為國際爭議及發展的限制,造成價格與成本的上漲。台灣在自然資源有限、能源依賴進口的條件下,也極需重新檢視現有產業結構,積極調整轉型。

台灣的另一個嚴苛挑戰,則是全球化擴大了贏者圈及輸者圈的差距,造成失業問題和所得分配的惡化。過去國家目標過度強調經濟成長率量化指標的追求,卻無法遏止失業率的持續攀高、及所得水準的停滯;未來必須放棄盲目追求經濟成長的策略,轉而更加重視內需產業與就業效果,以及對經濟弱勢者的協助,以尋求更公平的社會分配及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面對各種趨勢變化,台灣經濟即將遭逢更大挑戰。編織口號、製造金融泡沫、甚至依賴中國,都無法解決目前的困境,甚至將製造更大的危機。如何誠實面對,選擇正確的國家發展方向,並採取相互呼應的周詳政策,攸關台灣經濟競爭力的永續。

2011年8月19日 星期五

【十年政綱】四、財政與稅制

上午2:29

財政與稅制

壹、 趨勢與挑戰

我國財政收支的結構性失衡現象始於1990年代。由於稅收成長不足,且支出效能不彰,二十年來政府負債快速累積,各級政府債務餘額占GDP比例,由1990年的低於10%,上升至2009年的近40%,國家財政惡化的情形已經十分嚴峻。

在收入面,政府稅收成長不足,租稅負擔率偏低,導致各級政府歲入占GDP比例漸減。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近年台灣產業外移、經濟成長放緩,影響政府稅收的成長;其次是常年沿襲過去的減稅措施及產業政策,包括促產條例中的特定租稅減免,以及兩稅合一、貨物稅、金融營業稅及遺贈稅的減免等措施,不僅未能有效提升經濟成長,反而侵蝕稅基,造成稅制的扭曲。

另一方面,未能與時俱進的稅制,在產業結構變遷及全球化的衝擊下,逐漸失去所得重分配的功能。浮濫的租稅減免,加上不合時宜的來源別等所得免課稅或低稅負之待遇,持續將租稅負擔轉移到受薪階級身上。而不動產的投機與泡沫則推波助瀾,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二十分位所得比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在2009年創下75倍差距的新高。

國家稅收減少、租稅公平流失之外,政府未在支出面有效因應,並持之以恆貫徹改革,更是支出浪費、財政惡化的濫觴。台灣近年快速邁向民主化,過去中央主控全國財政權責的模式,已不符現實政治環境的需求,惟制度面的調整與改革仍裹足不前;由於地方與國會的影響力提升,中央配合地方建設承諾的支出不斷增加,卻未落實成本效益評估,形成政府支出浪費、支出效能低落、施政計畫與預算脫節,以及中央與地方收支權責混淆等諸多問題。

然而2002至2007年政府推動改革的經驗顯示,積極調整支出結構、嚴格控管歲出規模的努力,足以大幅縮減赤字、改善政府效能,也因此2007年中央政府收支已接近平衡。但2008年後,財政收支結構又轉趨惡化,在缺乏嚴謹的財政規劃下,政府支出流於浮濫浪費,預算規模大幅擴張,但稅收則未見成長,復因頻頻減稅,兩年內赤字從約略平衡的狀態驟增至四千多億元。

值此國家財政空前困窘的時刻,台灣未來尚須面對地方財政資源長期分配不公、人口老化加重政府負擔等嚴峻挑戰,財政與稅制改革的推動實是迫在眉睫。我們所追求的並非傳統「小政府」的迷思;下階段國家財政改革的重點,應是使財稅制度支援國家發展的願景,維持政府功能的永續,促使國家經濟資源有效運用,並落實社會分配正義與世代正義。

2011年8月18日 星期四

【十年政綱】五、金融

上午2:34

金融

壹、 趨勢與挑戰

金融之於經濟,猶如血液之於人體。所以,金融業是策略性產業,就生產毛額而言,其對GDP的貢獻達到十分之一;對創造就業而言,其所僱用的人數超過35萬人,占我國整體就業人數的3.4%。而金融業的分支機構共有5,989家,密度是便利商店的一半,每經過兩家便利超商就會遇到一家銀行、郵局或信合社。金融業對經濟、就業與民生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而未來的經濟成長與民生就業,絕對需要銀行、票券、信託、證券、期貨、投信投顧、壽險與產險的發達與支持。因此,制訂並適時調整金融業的短、中、長期發展策略是金融政策中極其重要的一環。

金融發展策略十分重要,金融穩定政策亦不可輕忽。金融業吸收大眾資金,經營良窳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非常深遠,所以如何革新金融監理機制,以促進金融產業的健全發展是一項無可迴避的問題。

證諸史實,每一次的金融風暴都會在金融管制上劃出鮮明的印記,影響次一世代的金融發展至極。1929年的大蕭條,在證券交易方面留下了《Securities Act of 1933》,在銀行監理方面留下了《Glass-Steagall法案》和「存款保險制度」。而2001年的網路泡沫化和安隆案,則留下了《沙賓法案(Sarbane-Oxley Act)》。至於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海嘯也已催生出〈Dodd-Frank法案〉和《巴賽爾協議III(Basel III)》。這些法令都是代代金融管制的礎石,而且一部比一部嚴格。

嚴格監理金融的風潮正在興起,解除管制與金融自由化萬歲的年代似乎已經遠颺。但是,監理之目的終究是為了發展,「有效監理、健全發展」才是王道,如果純粹只為監理而監理實乃本末倒置。所以,過度監理與監理不足同樣不可取,智慧監理(smart regulation)才是今後管制革新的正途。

二十世紀末的亞洲金融風暴曾經重創區域內的金融機構,台灣並未倖免,銀行的平均逾放比曾經突破10%幸賴後來的民進黨政府執行適當的金融政策,大幅打消呆帳,健全資本,並且接管了七家問題銀行,有效發揮退場機制,才重建了台灣金融產業的紀律與秩序,並為金融產業的再發展奠定良好之根基。展望未來,台灣的金融市場規模不大,無論企業金融或消費金融均有區域化與全球化的必要,金融業如何因應客戶需求以及國際金融機構日趨激烈的競爭是今後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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